法医病理学家:法医不是裁判，而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在很多人看来，法医鉴定意见是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依据，法医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然而，在法医病理学家、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教授王琦眼里，法医不是裁判，而是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王琦(中)和他的研究生团队南+徐昊。

解剖前与家属充分沟通。

一名壮年男子在医院打点滴时猝死。无法接受亲人的突然离去，死者家属找到了王琦。

王琦回忆道:“我问了家人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死者是否死于急性过敏，静脉滴注所用药物是否引起患者过敏，医院是否存在用药不规范、观察不充分、抢救不及时等情况。在诊疗过程中；二是死者是否有其他病史，是否因自身疾病突然发作而死亡；第三，死者生前是否吸食过毒品，是否有中毒的可能。”

起初，家属强烈否认后两种可能。王琦主动解释，并要求家人在尸检现场监督和见证。

在解剖时，王琦发现死者心脏肥大，冠状动脉狭窄，并有明显的新旧心肌梗塞的变化。最终鉴定意见为，死者符合冠心病急性发作猝死。“家属在尸检现场见证，对最后的结果非常认可，认为我们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邀请家属见证尸检，听起来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王琦这样做有他自己的原因。

“这将向我的家人证明，作为法医，我是客观的，鉴定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你们可以信任我。”为了接受监督，王琦将把提取的器官保存至少6个月。在这半年时间里，如果家属有异议，可以随时要求重新鉴定，保存的器官也会作为重要证据提供。

作为法医专家，王琦见证了太多死因不明引发的医患纠纷。在他看来，调解医患矛盾，增进社会信任，维护公平正义，是法医的职责之一。每当当事人找到王琦并邀请他进行司法鉴定时，他总是在尸检前与家人充分沟通。

“从家属的角度来说，法医是医院委托的，法医可能会偏袒医生。所以每次解剖前，我都会和家人沟通，解释清楚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可能得出什么结论。”王琦说，“你应该尽可能提前通知你的家庭成员所有可能的结果。无论‘更好’或‘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家人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心理预期，以后更容易接受最终的鉴定意见。”

不久前，一对新生儿父母要求对他们早逝的孩子进行尸检。他们认为医院的治疗和护理不到位，想把医院告上法庭。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王琦发现这对夫妇的个孩子也在分娩后不久死亡，但当时没有做任何检查。王琦根据自己的鉴定经验，认为父母可能携带遗传性致病基因。

为了解释清楚遗传病的原理，王琦拿出四支签字笔，在桌子上生动地演示。他建议父母做基因筛查，为未来可能的孩子做准备。经过充分沟通，家属最终放弃解剖，决定不起诉医院。

“可能对我们来说少了一个鉴定，但对医院和家属来说减少了很多纠纷，对社会来说也是好事。”在王琦看来，法医不是裁判，而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做学生攀登的梯子。

“老师就像一架梯子。老师的高度支撑着学生的高度，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往外看。”王琦这样描述他作为一名教师的角色。

如今，王琦主要从事法医学教学、科研和鉴定工作。近年来主持多项、省、市科学基金项目；以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杂志发表数十篇相关学术论文；多部中英文教材和书籍的副主编、主编、翻译；担任多份中英文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

作为一名教师，王琦认为学习知识不是目的。除了专业知识，逻辑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

曾指导一名本科生进行人体内类胰蛋白酶浓度的研究，因急性过敏性休克死亡。在不同的情况下，这种类胰蛋白酶的浓度有高有低，有时甚至相差很大。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有足够确定性的数值来判断死因是急性过敏性休克？

王琦指导学生在已有的研究中进行元挖掘和元分析(一种统计学方法)，最终确定了一个判断死亡原因为急性过敏性休克概率约为80%的数值，并与学生一起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后来这位同学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和王琦商量他的博士项目。

“这个研究的内容对我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学生可以从中获得锻炼和提升的机会，这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作为老师，我心里很满足。”王琦说道。

在教学中，王琦非常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除了形成对法医病理学的系统认知，还具备敢于质疑、逻辑分析判断的能力。

他经常指导学生用实际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实际的素材来自于他自己的鉴定经验。所以在他看来，司法鉴定人和大学教授的工作虽然有取舍，但也是互相促进的矛盾的一面。“如果我在教学时只使用书本上的经典案例，学生跟不上知识更新的速度，所以我经常把实际案例和经验总结与课程内容结合起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出现眼高手低的情况。"

编者按:

法医病理学鉴定是一项极其严谨的工作，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最终解答死亡原因。通常被称为“尸检”。在大众面前是一份神秘的工作:一般医生给病人治病，法医病理学家则专注于让死者“说话”，这需要超人的洞察力和高超的专业能力。在他们眼里，每一个案件不仅是一个待解的谜题，更是一个需要用刀、笔、显微镜去战斗的任务。近日，南方+记者采访了五位法医病理学家，听听他们关于法医病理学家的幕后故事。

系列报告

乔东探访:法医虽不能治病，但能“救人”

李东日:法医是一个倾听死者声音的职业。

[记者]钟哲

[摄影]徐昊

[实习生]黎爱莲

【作者】钟哲；徐昊

广东健康传媒

在很多人看来，法医鉴定意见是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依据，法医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然而，在法医病理学家、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教授王琦眼里，法医不是裁判，而是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王琦(中)和他的研究生团队南+徐昊。

解剖前与家属充分沟通。

一名壮年男子在医院打点滴时猝死。无法接受亲人的突然离去，死者家属找到了王琦。

王琦回忆道:“我问了家人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死者是否死于急性过敏，静脉滴注所用药物是否引起患者过敏，医院是否存在用药不规范、观察不充分、抢救不及时等情况。在诊疗过程中；二是死者是否有其他病史，是否因自身疾病突然发作而死亡；第三，死者生前是否吸食过毒品，是否有中毒的可能。”

起初，家属强烈否认后两种可能。王琦主动解释，并要求家人在尸检现场监督和见证。

在解剖时，王琦发现死者心脏肥大，冠状动脉狭窄，并有明显的新旧心肌梗塞的变化。最终鉴定意见为，死者符合冠心病急性发作猝死。“家属在尸检现场见证，对最后的结果非常认可，认为我们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邀请家属见证尸检，听起来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王琦这样做有他自己的原因。

“这将向我的家人证明，作为法医，我是客观的，鉴定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你们可以信任我。”为了接受监督，王琦将把提取的器官保存至少6个月。在这半年时间里，如果家属有异议，可以随时要求重新鉴定，保存的器官也会作为重要证据提供。

作为法医专家，王琦见证了太多死因不明引发的医患纠纷。在他看来，调解医患矛盾，增进社会信任，维护公平正义，是法医的职责之一。每当当事人找到王琦并邀请他进行司法鉴定时，他总是在尸检前与家人充分沟通。

“从家属的角度来说，法医是医院委托的，法医可能会偏袒医生。所以每次解剖前，我都会和家人沟通，解释清楚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可能得出什么结论。”王琦说，“你应该尽可能提前通知你的家庭成员所有可能的结果。无论‘更好’或‘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家人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心理预期，以后更容易接受最终的鉴定意见。”

不久前，一对新生儿父母要求对他们早逝的孩子进行尸检。他们认为医院的治疗和护理不到位，想把医院告上法庭。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王琦发现这对夫妇的个孩子也在分娩后不久死亡，但当时没有做任何检查。王琦根据自己的鉴定经验，认为父母可能携带遗传性致病基因。

为了解释清楚遗传病的原理，王琦拿出四支签字笔，在桌子上生动地演示。他建议父母做基因筛查，为未来可能的孩子做准备。经过充分沟通，家属最终放弃解剖，决定不起诉医院。

“可能对我们来说少了一个鉴定，但对医院和家属来说减少了很多纠纷，对社会来说也是好事。”在王琦看来，法医不是裁判，而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做学生攀登的梯子。

“老师就像一架梯子。老师的高度支撑着学生的高度，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往外看。”王琦这样描述他作为一名教师的角色。

如今，王琦主要从事法医学教学、科研和鉴定工作。近年来主持多项、省、市科学基金项目；以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杂志发表数十篇相关学术论文；多部中英文教材和书籍的副主编、主编、翻译；担任多份中英文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

作为一名教师，王琦认为学习知识不是目的。除了专业知识，逻辑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

曾指导一名本科生进行人体内类胰蛋白酶浓度的研究，因急性过敏性休克死亡。在不同的情况下，这种类胰蛋白酶的浓度有高有低，有时甚至相差很大。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有足够确定性的数值来判断死因是急性过敏性休克？

王琦指导学生在已有的研究中进行元挖掘和元分析(一种统计学方法)，最终确定了一个判断死亡原因为急性过敏性休克概率约为80%的数值，并与学生一起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后来这位同学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和王琦商量他的博士项目。

“这个研究的内容对我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学生可以从中获得锻炼和提升的机会，这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作为老师，我心里很满足。”王琦说道。

在教学中，王琦非常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除了形成对法医病理学的系统认知，还具备敢于质疑、逻辑分析判断的能力。

他经常指导学生用实际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实际的素材来自于他自己的鉴定经验。所以在他看来，司法鉴定人和大学教授的工作虽然有取舍，但也是互相促进的矛盾的一面。“如果我在教学时只使用书本上的经典案例，学生跟不上知识更新的速度，所以我经常把实际案例和经验总结与课程内容结合起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出现眼高手低的情况。"

编者按:

法医病理学鉴定是一项极其严谨的工作，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最终解答死亡原因。通常被称为“尸检”。在大众面前是一份神秘的工作:一般医生给病人治病，法医病理学家则专注于让死者“说话”，这需要超人的洞察力和高超的专业能力。在他们眼里，每一个案件不仅是一个待解的谜题，更是一个需要用刀、笔、显微镜去战斗的任务。近日，南方+记者采访了五位法医病理学家，听听他们关于法医病理学家的幕后故事。

系列报告

乔东探访:法医虽不能治病，但能“救人”

李东日:法医是一个倾听死者声音的职业。

[记者]钟哲

[摄影]徐昊

[实习生]黎爱莲

【作者】钟哲；徐昊

广东健康传媒